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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芙蓉镇》 古华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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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古华(1942.6.20—),原名罗鸿玉,男,湖南嘉禾人,电影编剧、作家,原湖南省作协副主席。

古华的作品以描写湘地风情见长,主要有:长篇小说《山川呼啸》、《芙蓉镇》;中、短篇小说集《爬满青藤的木屋》、《金叶木莲》、《礼俗》、《姐姐寨》、《浮屠岭》、《贞女》等,其中《芙蓉镇》获首届茅盾文学奖。《爬满青藤的小屋》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导读

古华的长篇小说《芙蓉镇》,是一部对历史进行深切的反思,对极“左”路线破坏下的中国农村生活进行了深刻描绘的作品。照作者说的,他唱了一曲严酷的乡村之歌。然而,严酷之中见深情,它同时又是一曲对来之不易的新生活的赞歌,倾注着作者对党的三中全会路线和政策的由衷热爱。

也许,首先吸引我们的,是作者手中那支散发着浓厚泥土香气的风俗画笔。小说里有多少声色并作的风俗画面啊!那夹岸长满木芙蓉的一河绿波,那边远山镇青石板街上的鸡鸣犬吠,那五岭山脉腹地里悠扬的民歌,都令人神往,引人遐思。这里民风淳朴,人们有互赠吃食的乡情。每逢赶圩,更是繁华热闹。然而,作者并不孤立地写风俗,更不靠古旧的奇风异俗招揽读者。他的风俗画是流动的,渗透着丰富的政治经济内容,从中时时透露着时代的消息。就拿“圩期”来说,也真是变化莫测。解放初期是“一旬三圩,一月九集”。后来打击城乡资本主义势力,圩期一改再改,“三天一圩变成了星期圩,变成了十天圩,最后是半月圩”。到了小说开篇,六十年代初期,正值元气大伤的农村经济复苏,“半月圩”又改为“五天圩”。芙蓉姐的米豆腐摊子交了好运,顾客盈门,生意兴隆。可是,好景不长,行情又变,到了十年浩劫,芙蓉镇“街容”大变,变成一条红彤彤的“语录街”、“对联街”。“检举揭发箱”赫然在目,王秋赦的“民兵小分队”逡巡警戒。不要说“资本主义的浮头鱼们”不敢在圩场露面,就是狗、鸭、兔、蜂这类小动物,也在“四不养”的条款下销声匿迹了。此时正如小民们的一首口诀所说:“死懒活跳,政府依靠;努力生产,政府不管;有余有赚,政府批判。”人们之间的关系也变得复杂微妙:当年是“互赠吃食”,如今是“互不串门”;原先是“人人为我,我为人人”,现在是“人人防我,我防人人”;“阶级阵线分明”,大家都有了自知之明,“只有十几岁的娃娃不知厉害,不肯就范,但经过几回鼻青脸肿的教训后,才不做超越父母社会级别的轻举妄动,小小年纪就晓得唉声叹气……”而且,王秋赦又从北方取来了“真经”:“忠不忠,看行动”。所谓“行动”就是“早请示,晚汇报”的一大套宗教仪式。现代迷信之风大盛,古风旧俗变成了“新”风恶俗。人们于抑郁的心情中,忽然又想起了早年间反封建的民歌,不免轻轻地吟唱起来。这些真实的风俗画面,虽写风俗的变异,实写社会的变易,蕴含着令人咀嚼不尽的社会内容。“革命”和“造反”换来市场的萧条;“阶级阵线的分明”带来人与人之间的冷漠戒备;“三忠于四无限”的誓言背后,有人却哼起了反封建的《骂媒歌》……这种“革命”的虚伪的色彩和倒退的性质也就不言自明了。作者把政治风俗化,把风俗政治化的生动描写,在作品中处处可见,透过这些描写,作者为他的人物造成了一种典型而又独特的环境,一个便于人物活动其间的氛围和舞台。

然而,这一切毕竟还只是小镇的“外景”,是站在远处也可以望见的。要了解风俗变易的根源,只有走进小镇的内部,走进人物的命运之中,去研究这个“小社会”动荡、瓦解、重新组合的全部过程才行。构成这一卷社会风俗画的骨骼血肉的,还是“人”,是带着自己固有的复杂性的人,是人的命运的变幻,是各个人物独特命运的错综复杂的交织。构成这部小说情节发展核心的,则是“左”倾路线与广大人民群众的矛盾,是阶级斗争扩大化与社会主义时代正常的社会关系的矛盾。只有从各个人物命运的发展中,我们才看清了“左”倾路线如何凭借着封建主义思想残余,伤害着和扭曲着人们的精神世界,恶化了人与人之间的正常关系;它如何的轻视人,蔑视人,“使人不成其为人”。同时,我们也从中看到,在大劫大难的年月,党和人民的力量,正义和忠诚、道德和良心的力量并没有泯灭,只是以曲折复杂的方式顽强地表现出来了。

胡玉音和她的丈夫黎桂桂,苦吃勤做,抓死抓活,“推米浆把磨把子都捏小了,做米豆腐把锅底都抓穿了”,总算生意兴盛,发了一点小财。可是,他们何曾想到,恬静的生活里正潜伏着危机,他们已被当作“新生资产阶级分子”受到严密注视,与他们有瓜葛的人,也都株连在内。李国香、杨民高,早已“洞察”了芙蓉镇的新动向,得出“地富反坏右一齐跑了出来,党内党外,气味相投、互相利用、互相勾结”的结论。善良的人们蒙在鼓里,网已经张开了。胡玉音的新楼屋落成之时,正是李国香率领的工作组进镇之日。庆贺新屋落成的酒宴,李国香“婉言谢绝”倒不奇怪,最贪馋的“吊脚楼主”王秋赦竟也破天荒地不肯露面,不禁令人惊愕!终于,“飓风”陡起,胡玉音夫妇丧魂落魄,谷燕山“停职反省”,黎满庚嗒然若丧,秦癫子当众下跪。芙蓉镇一切都乱了!从此,开始了沿着极“左”的磁力线的大旋转,大颠倒。人们失去了保护,更没有力量去保护别人。胡玉音青梅竹马的干哥黎满庚,当年曾对天盟誓:“玉音妹妹,今生今世,我都要护着你。”可是,他护得了吗?他能抵御那种连他自己也不明白的巨大压力吗?他过不了“你死我活”关,缴出了胡玉音托他藏匿的一千五百元,火上浇油,使那个弱女更快地跌入火坑。谷燕山帮助过全镇的男女老幼,他的存在对小镇生活起过安定、和谐的作用;他也曾帮过胡玉音,每月卖给她六十斤碎谷米。如今,自身难保,“卖碎谷米”成了头等罪过,他被困锁在楼上“反省”。胡玉音夫妇更是五内俱焚,心如油煎。他们本想靠勤劳的双手,过上好生活,可是灾星降临,连一晚上也没搬进去住过的新楼屋,就变成了“新富农”的罪恶见证。在政治风暴中,他们的精神彻底瓦解了,暗暗庆幸自己没有子孙后代,“万一娃儿跟着大人当了小五类分子,那才是活作孽啊!”胆小怕事、忠厚木讷的“招郎”黎桂桂,终于在玉音外逃期间,结束了自己的性命。夜深沉,路茫茫,孤苦的胡玉音“潜回”芙蓉镇。昔日人们亲切的笑脸突然变作冷漠畏惧的神色,每个见到她的人,都“吓得后退一步,仿佛见了鬼一样”。丈夫死了,家抄封了,失去了希望,失去了灵魂,仿佛大地在她的脚下陷落了。她像一朵枯萎的木芙蓉花,在寒风中颤栗。这个善良的女人,对谁都无怨无恨,爱新社会,爱新生活,爱乡亲父老,可就是这样一个对谁也无害的弱女,竟被打入了罪恶的深渊!“一叶落而知天下秋”,这里,悲剧的说服力达到高潮,极“左”路线对人民的危害,阶级斗争扩大化所造成的人与人关系的冷淡和可怖,得到了穷形尽相的再现。

命运啊,谁是你的主人?除了李国香、王秋赦这极少的“幸运儿”,似乎谁也不配有更好的命运。小说透过艺术形象深入挖掘的,正是那种主宰着人们命运的深刻的社会原因。“一镇的人望”谷燕山,是南下的老革命,为解放事业流过血,对革命忠心耿耿,总应该受到信任吧?正派公道的黎满庚,是群众拥护的带头人,总应该受到信任吧?不,这些人与“否定一切”的极“左”路线在感情上、思想上格格不入,这条路线是容纳不得他们的。难怪黎满庚发出了哀号:“这世上,不你踩我,我踩你,就混不下去啦!”这是一个良心未泯者的内心痛苦,但也暴露了离开生产力发展的所谓“斗争哲学”的悖理与荒谬:“你踩我,我踩你”,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作品还在人物命运的对比中,更深一层从经济的角度揭露了极“左”路线的荒谬性。胡玉音夫妇,省吃俭用,勤劳刻苦,逐渐富裕起来,可是,一个做了阴间冤魂,一个成了人间活鬼。而他们的近邻王秋赦,好逸恶劳,不事农桑,坐吃山空,仅因其“穷”而被当作“宝贝”请出来,扶摇直上,成为“运动根子”,芙蓉镇上“最革命”的代表。他得意洋洋地想:“你们这些蠢东西,土改时分得好田好土,耕牛农具,只想勤吃苦做,只想起楼屋,置家产,发家致富,哈哈,王秋赦却比你们看得远,仍是烂灶烂锅营生,当着‘现贫农’,来‘革’你们的‘命’,来‘斗’你们的‘争’!”这虽是一个农村无赖的内心独白,却把极“左”路线与小生产者的狭隘性的联系,与小资产阶级狂热性的联系微妙地揭露出来。

芙蓉镇这个“小社会”,其实也就是一个小小的性格世界。人物性格刻画的深度,决定着作品的思想深度。因而,每个人物的个性愈突出,性格愈丰满,小说就愈能够广泛深刻地再现社会生活的复杂面貌。小说《芙蓉镇》之所以使我们感到有较大的思想深度和容量,具有一般化的长篇小说都难以抵敌的密度和厚度,其根本原因,是它创造了三四个血肉丰满、个性鲜明、具有丰富社会内涵的典型人物。

它的作者是那样善于写人:他在矛盾的漩涡里写人,他在风俗画中写人,他在黑与白、笑和泪的尖锐对比中写人,他在悲剧、正剧、喜剧的交错中写人,他在“人与物”的辩证关系中写人……假如要找出作者写人的一个总的特点,我们以为,他的方法是:把身份、地位、个性、气质决然不同的人物,放置到共同的政治风暴中,观察和研究他们各自不同的反应,发掘尖锐的社会矛盾和复杂的人物关系在不同的人物内心激起的冲突和波澜,通过典型的情节和场面加以刻画,使人物个性跃然纸上。

作品对极“左”思潮的批判深刻有力,是与它创造了诸如胡玉音、秦书田等颇见深度的人物分不开的。胡玉音是小说的主角,提挈全篇的人物,作者用力最多。她外貌秀美,心地善良,是个外柔内刚的年轻妇女,人称“芙蓉姐”。一方面,她柔顺,深得镇民们的喜爱。她只读过几天“扫盲班”,眼界不宽,还相信封建宿命论,所谓“克夫”、“无子”的算命者的邪说,时时在她心头罩着阴云,另一方面,对于美好的生活,美好的感情,她有执著的追求。可是,命运似乎永远在捉弄她,她不断地受到打击。她的第一次爱情,是爱上了童年的伙伴,转业军人黎满庚。然而,她是商人的女儿,听说母亲年轻时还当过妓女;对方是民政干事、共产党员,怎能匹配?以“组织”自居的区委书记绝对不允许!胡玉音呜呜咽咽,心里好痛。这第一次的打击,就来自“左”的东西,就有血统论的影子。后来,她嫁给老实的屠户黎桂桂,夫妻恩爱,紧吃苦做,盖起了新楼屋。但接踵而来的打击更加惨重:丈夫自缢,她沦为“新富农婆”。这沉重的一击显然来自极“左”路线。她还有过第三次苦难中的爱情,那是和她一道扫街的“右派”“秦癫子”点燃的。不可抗拒的爱火,烧灼她痛苦的心:“都当了反革命,沦为人下人,难道还能谈恋爱?还可以有人的正常感情?她好恨呀,恨自己心里还有一把火没有熄灭!”这一次爱情受到更长久的磨难,可是胡玉音已经在思考:“你不害人,不恨人,没有生死对头,人家还要整你、恨你、斗你!为什么?”尽管这种思考是朦胧的,但她还是从“孤女桥”边走开,抛掉了死的念头。她也被“斗油了”,“斗硬了”,软弱的胸膛里发出了对李国香之流的诅咒。她从秦书田的身上,更从谷燕山的身上,发现了自己人的价值,重新燃起生活的信心,在漫漫长夜里期待光明的到来。这个人物内心的贯串线索是:对幸福生活、对爱情的朴实无华的追求和这种追求不断在“左”倾路线下遭践踏、被轰毁的矛盾。她是一个遥远山镇里卖米豆腐的女人,她的觉醒自然缓慢,但毕竟开始了。当冰化雪消,春回大地,她的冤案得到昭雪的时候,她笑了!温存的胡玉音,“还从没在青石板街上这么放荡地笑过,闹过”……

小说的作者,咀嚼着生活,苦苦地探求人生的真谛。仅仅写出人的独特命运他不满足,还要写出人的复杂性,多面性,写人的异化、扭曲和变形。你看,在一大群泥腿子农民中间,他忽然写了一个小知识分子——“铁帽右派”秦书田,而且是用那么一种谐谑、调侃的笔调。布局不可谓不奇突,手法不可谓不绝妙。这个人写得活灵活现,入木三分。秦书田混世、乐天,他任打任罚,玩世不恭。无论是跪砖头、挨批斗、挂黑牌游乡,他总是一马当先,笑眯眯,像走亲戚、坐酒席一般;“查反标”核对笔迹,让他写字,他大笔一挥写满了两张纸;让他给五类分子塑狗像,他把自己的形象塑得最生动;他还能即兴创编“黑鬼歌”、“黑鬼舞”,逗人捧腹。看来,这是个“老运动油子”。其实,这只是他的一个表象,是他变形的一面,他还有未变的一面,那就是他仍然有自尊,有对生活潜藏的爱,有希望做一个有人格的人的渴望。他在深夜里偷偷哭泣,也曾长久徘徊河边。他对待胡玉音的态度,突出表现了他善良和正直的品质。自己就够不幸了,却更同情和怜惜玉音。当他看到玉音作践自己,不吃不喝,病卧床头时,从不在人前落泪的他也潸然泪下。作者以泪写笑,以笑写泪,以哀境写乐,以乐境写哀,深入刻画了秦书田复杂的精神世界。

“扫帚把”和“青石板街”作了他和胡玉音的媒人,苦难把他们的心联在了一起,他们共尝到一种“磨人的感情”。这一爱情,表面上是变态的、畸形的,实质是最正常、最合理、最人道的,它表现出一种抗争和不屈,一种顽强的生命力。作者抑止不住自己的激情,为他们作了热烈的祝赞:“风雨如磐,浩大狂澜。雷公电母啊,不要震怒,不要咆哮;……雨帘雨雾,把满世界都遮掩起来吧。人世间的这一对罪人,这一对政治黑鬼啊,他们生命的源流还没有枯竭,他们感情的火花还没有熄灭,他们还会撞击出感情的闪电,他们还会散发出生命的光热;爱情的枯树遇上风雨,还会萌生出新枝新叶,绽放出瘦弱的花朵,结出酸涩的苦果。”

在这严酷的时代里,正义和道德的力量在哪里?“国民精神的火光”在哪里?就芙蓉镇这个“小社会”来说,“北方大兵”谷燕山就是人民眼中正义的化身。小镇上的大人娃娃都喜欢他,尊重他,把他看作“靠山”、长者、精神支柱。他排难解纷,造福人民;他几天不在,人们就望眼欲穿地盼他回来。这是一个对人民怀着深挚的爱的质朴的革命者的形象,同时又是“这一个”独特的党的基层领导者的形象。他虽有副“凶相”,其实一腔菩萨心肠。他虽然为革命立过汗马功劳,有很强的分辨美丑的本能,但文化不高,在复杂的政治斗争中并不清醒,缺乏斗争经验和策略。李国香的“政策攻心”,使他感到一股“凄楚、悲痛的寒意袭上心头”。他对翻云覆雨的政治斗争难以理解,“怎么也想不通”。只有一次,他在被囚禁的痛思中,由自己的遭遇联想起彭老总的遭遇,心境偶有相通,愤郁之情充塞胸际;但他立即感到这种想法是可怕的,危险的。这是多么符合人物性格和时代环境的真实描写呵!他痛恨那个人妖颠倒的年月,但也只能按照他的性格所特有的表现方式,“醉眼看世情”,醉卧在雪地上痛骂李国香。疾风知劲草,他对党的信念不灭,对人民的爱不灭,他与那个政治上的动摇者黎满庚不同,他的爱和信念狂风吹不灭,曲折地、顽强地表现着。只有他,敢于为一对“政治黑鬼”的结合“主婚”;也是他,把胡玉音从死神手中夺回;还是他,为了下一代的平安降生,不怕政治陷害,甘愿暂时冒充胡玉音的丈夫,把一切干系揽到肩上。这些情节都是很惨痛的,但也是很有力量的。谷燕山有一颗金子般的心,他以他的奇特义举,显示了正义和真理的不可战胜。

在《芙蓉镇》的人物结构中,既有受难者、抗争者、动摇者,也有凌虐者、迫害者。像王秋赦、李国香这种人,为什么能够坐顺风船,飞黄腾达,步步升迁?为什么他们能够与“左”倾路线、“左”倾思潮一拍即合,如鱼得水?我认为,这部小说的成就之一,就是非常真实地、深刻地描写了王秋赦的思想性格与“左”倾路线的天然的历史联系。表面看来,王秋赦的行为动机只是个人欲望的疯狂追求;但在具体的描绘中,又时时暴露出他的“动机不是从琐碎的个人欲望中,而正是从他们所处的历史潮流中得来的”(恩格斯)。可贵的是,作者对王秋赦的行为动机的深刻发现和揭露,并不是从社会学的分析中获得,而是来自生活本身,又以生活本身的生动形式,“通过剧情本身”(恩格斯)再现出来。

提起王秋赦,我们会想起吊脚楼;提起吊脚楼,又会想起王秋赦。真所谓物与神游,人与物难解难分,吊脚楼与王秋赦相依为命,吊脚楼成为刻画王秋赦最得力的“道具”。这座解放前山霸留下的吊脚楼的兴废,把王秋赦自私、低下、腐朽的破坏型的精神世界和盘托出。解放前的王秋赦,就是个“吃活饭”、“跑祠堂”的角色,不事生产,也无任何产业,属于流氓无产者型。他虽也算个“苦大仇深”的人儿,但他的“翻身观”带着流氓无产者的破坏性。土改时让他看守逃亡地主的浮财,他与地主的姨太太勾搭。土改时分得这幢吊脚楼,他高兴得合不拢嘴,以为从此可以吃现成了。等到坐吃山空,偷偷把吊脚楼里的家什变卖净光,便又现出土改前的破落相。他埋怨政府不救济他,说这是“出新社会的丑”。他朝思暮想“再来一次土改,再分一回浮财”,甚至恨不得“一年划一回成份,一年分一回浮财”才好。“跑祠堂”出身的王秋赦,也有他的特长:每逢政治运动一来,“他必定跑红一阵,吹哨子传人开会啦,会场上领头呼口号造气氛啦,值夜班看守坏人啦,十分得力”。果然,他的“穷”,他的政治运动才能,受到李国香的赏识,被作为“运动根子”重点培养,在此后“左的竞走”中连连提拔,直到成为芙蓉镇的第一把手。一旦有权,他便露出“告密”、“出卖”、残虐群众的嘴脸。他是依附于政治运动谋生的“这一个”:“左”倾路线需要他,他也离不开“左”倾路线。

《芙蓉镇》在艺术结构上,承继了我国传统现实主义的特色。它以芙蓉姐的命运为主线,有机地把繁复的人物命运组织起来,环环紧扣,相互勾连,如溪涧之归长川。各个人物独立成节,而人物命运又相互交错,共同构成一幅广阔的当代农村的社会风俗画。全书四章二十八节,每章七节,相当严谨,章法井然。它给人物“立小传”的手法使人想起《水浒传》,它的“小社会”的完整结构,又使人想到作者在学习《红楼梦》之“荣国府”、《阿Q正传》之“未庄”。它以人物为艺术结构的中心,情节只是围绕人物性格的发展,表现于叙述的内在线索上;不写某一事件的始末,各个场景在时间顺序上也并不紧密相衔。至于它的朴实凝炼而又富于乡土气息的语言,紧扣人物个性的对话,在典型场景中细腻揭示人物心理活动复杂性的特色;幽默、谐谑、调侃的讽刺手法;作者不能抑止激动感情时的睿智的、含有哲理的议论和插话等,都大大增强了作品的艺术表现力,有专门研讨的价值。它的民族风格和民族气派是鲜明的。

小说的最后一章《今春民情》,是全书重要的、有机的一章,是作者艺术构思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章里,作者站在历史的高度,热烈赞颂了新的现实生活的宝贵价值和意义。一九七九年,粉碎“四人帮”才两年多一点,“山镇的人们恍若隔世”,生活回到正常轨道,人们回到应有的位置。每个人都在重新认识历史,认识现实,认识自己的人的价值。有罪的悔罪,有过的补过,错划错批的得到平反,作恶多端的受到历史的惩罚,问心无愧的受到尊重,吊脚楼塌了,王秋赦因永远失去“运动”铁饭碗而发疯了,李国香“转移”了,谷燕山、黎满庚回到领导岗位,秦书田当了文化馆副馆长,又去“采风”了;那“圩场”又是人潮、人海、喧闹的市声……,“小社会”同时也是大时代发生了多么剧烈深刻的历史性变动!生活向前奔腾了多么惊人的距离呵!此情此景,不正是党的三中全会这一历史转折点的绝妙的活背景吗?然而,旧的阴云还没有完全消散,“人们还担心着、谈论着,极‘左’的魔爪会不会突然在哪个晚上冒出来,掐灭这方兴未艾的蓬勃生机”。王疯子的哀鸣作为一个可悲可叹的时代的尾音,还在青石板街上回荡……这是一个既振奋人心又意味深长的结尾。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二〇〇三年一月

知识链接

文学常识

一、作家介绍

古华(1942— ),原名罗鸿玉,湖南嘉禾县人。现旅居加拿大。1962年开始发表小说,代表作品有《浮屠岭》、《相思女子客栈》、《姐妹寨》,短篇小说《爬满青藤的木屋》获全国短篇小说奖。《芙蓉镇》是古华的长篇力作,1982年获首届茅盾文学奖,还先后被译为日文、法文等;1987年被搬上银幕,并获中国第六届电影金鸡奖。

二、作家评价

古华成名前,就在各方面有所准备。他常说,他是山里人,乡下人,是农民的儿子。为了谋生,他卖过炭,给人家放过牛,还在一个农研所当过十四年农工。这种特殊的身世,丰富了他的“生活仓库”……帮助他对社会、对人生有了更深刻的体察……他还漫游书海,博览群书,多次做过“精神自我会餐”,为他创造小说,铸造理论,锤炼技巧,提供了锐利武器。

——蔺羡璧:《中国当代文学名作赏析丛书》,海峡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

古华是一位致力于发掘人情、人性的作家,擅长把潇洒地域风情与时代风云相结合,并以此作为人物和故事的活动场景,由此逐渐深入到文化层面,展开对时代历史的反思与对人情、人性的挖掘,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风格。

——董健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新稿》,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

三、作品评价

《芙蓉镇》的特色是语言清丽,辞藻丰富,乡土气浓,是写实的,笔调有感情。行文、叙述都带感情,不觉沉闷。结构呢,一章扣一章,一件事扣一件事,很吸引人,一看开头就丢不下。

——沙汀:《谈〈芙蓉镇〉——和古华同志的一次谈话》,《文艺报》1983年第2期

《芙蓉镇》在艺术结构上承继了我国传统现实主义的特色。它以芙蓉姐的命运为主线,有机地把繁复的人物命运组织起来,环环紧扣,相互勾连,如溪涧之归长川。各个人物独立成节,而人物命运又互相交错,共同构成一幅广阔的当代农村的社会风俗画。

——雷达:《一卷当代农村的社会风俗画——略论〈芙蓉镇〉》,《当代》1981年第3期

长篇小说《芙蓉镇》通过一个僻远的山镇的变化,描绘了一幅南方农村社会的风情画。作品语言俏丽,生活气息浓郁,人物塑造尤为突出。古燕山、胡玉音、秦书田、王秋赦等四个主要人物血肉丰满,栩栩如生……古华正视现实,但不以刻意描写苦难为能事,暴露和歌颂,个人命运与社会风云在《芙蓉镇》中紧密联系在一起……真实性、典型性、个性化在《芙蓉镇》的人物中得到了较好的统一。

——冯立三、秦晋:《〈芙蓉镇〉人物谈》,《文艺报》1982年5月20日

小小芙蓉镇上的政治风云、人事浮沉、爱情纠葛乃至经济生活和文化活动无一不被描写到,而且描写得秀丽多姿、流光溢彩、耐人寻味、不同凡响。读者完全可以把它当作一部当代中国农村变迁史来读,甚至它的局部细节的真实性和具体性还将超过某些洋洋洒洒的大块文章……小说催人泪下的感情描写俯拾皆是,其中有天真无邪的初恋,有心心相印的夫妻之情,还有身在地狱却强烈要求过正常人生活那种如狂如痴的变态又悲怆的爱情……故事充溢着悲剧美的动人色彩。全书大小悬念此结彼解、层出不穷,从而使小说摇曳生姿、一波三折,收到很好的美学效果。

——林家平:《〈芙蓉镇〉的结构艺术》,《当代作家评论》1984年第2期

《芙蓉镇》在叙事方式上有意无意地从民间的视角和立场反思中国民主革命和历次运动中存在的悖谬与悲剧现象。

——陈思和:《中国当代文学史教程》,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9月版

四、关于乡村小说

自鲁迅开创“乡土文学”以来,乡村小说在新文学史上的地位一直举足轻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乡村小说继承了“五四”时期“精神启蒙”的传统,从描写对象上来说,至少分为两大类型,一是以关注现实为主,如何申的《年前年后》、关仁山的《九月还乡》等一批被称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作家作品,这类作品往往能深入到农民生活的深处,真实而艺术地反映出变革时代的矛盾冲突。另一类则以回顾和反思历史为主,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刘震云的《故乡面和花朵》、张炜的《九月寓言》等,都是产生过巨大影响的名品佳作。这些作家以中国乡村和农民的“过去”为描写对象,对农民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变迁史与心灵史,进行了深入的描绘与反思。

要点提示

一、《芙蓉镇》中的结构

结构,是构思的产物,是构思的具体表现。古华在开始构思这部小说时就决定写四个年代,每一年代为一章,每一章写七节,每一节都集中刻画一个人物。每一节,每个人物之间必须紧密而自然地互相连接,犬牙交错,经纬编织。小说的四个年代即四章分别为1963年的“山镇风俗画”;1964年的“山镇人啊”;1969年的“街巷深处”;1979年的“今春民情”。从这个时间表来看,它的叙事时序是顺序的,情节发展的矛盾冲突是朝着纵向发展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就收到了在十六年的框架内,将二十几年的“南方乡村里的人和事,囊括浓缩进一部作品里”,收到了“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变迁”的艺术效果。

二、《芙蓉镇》中的叙述语言

古华曾经说过:“我觉得叙述是小说写作,特别是中长篇小说写作的主要手段,叙述最能体现一个作家的语言风格和文字功力。我读小说就特别喜欢巴尔扎克作品中的浮雕式叙述,自己写小说时也常常津津乐道于叙述。”从小说中可以看出,古华所说的浮雕式叙述,不仅立体感强,活灵活现,栩栩如生;还让读者真切地感受到,如临其境,如闻其声,如见其人。我们读《芙蓉镇》的时候,会时刻感觉到有一种巨大的吸引力,这种吸引力同作者那种浮雕式的立体感的叙述语言密不可分。

学习思考

一、古人说:“读书如销铜,作文如铸器;劳于读书,逸于作文。”鲁迅告诉我们:“要多看大家的作品。”古华也曾说:“老老实实地阅读古今中外名著吧,小说之道,诗人之道,尽在其中。”由此可见,我们要学好语文,也必须多读书,读好书。请认真地思考读和写是什么关系?

二、《芙蓉镇》出版后,不少读者纷纷致函古华询问:这部小说是如何结构的?有研究者为其进行了总结:以人为主、以事为辅,以人为经、以事为纬,以人为纲、以事为目,即以人物性格为筋骨、以故事情节为血肉,是古华艺术构思的独到之处。我们还可以进一步探究一下,为什么《芙蓉镇》采取“人为筋骨,事为血肉”这种扎实的结构就取得了如此出色的艺术成就呢?

(古月 编写)

话说《芙蓉镇》

长篇小说《芙蓉镇》在今年《当代》第一期刊载后,受到全国各地读者的注意,数月内《当代》编辑部和我收到了来信数百封。文艺界的师友们也极为热情,先后有新华社及《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当代》、《文汇报》、《作品与争鸣》、《湖南日报》等报刊发了有关的消息、专访或评论。这真使我这个土头土脑、默默无闻的乡下人愕然惶然了,同时也体味到一种友善的情谊和春天般的温暖。来信的读者朋友们大都向我提出这样一些问题:

你走过什么样的创作道路?是怎样写出《芙蓉镇》来的?《芙蓉镇》“寓政治风云于风俗民情图画,借人物命运演乡镇生活变迁”,你的生活经历和小说里所描绘的乡镇风物有些什么具体的联系?你的这部小说结构有些奇怪,不大容易找到相似的来类比,可以说是不中不西、不土不洋吧,这种结构是怎么得来的?你在文学语言上有些什么师承关系?喜欢读哪些文学名著?小说中“玩世不恭的右派秦书田是不是作者本人的化身”?接近文艺界的同志讲,你写这部小说只花了二十几天时间,是一气呵成的急就章,是这样吗?

这些问题,使我犹如面对着读者朋友们一双双沉静的、热烈的、含泪的、严峻的眼睛,引我思索,令我激动。文学就是作者对自己所体验的社会生活的思考和探索,也是对所认识的人生的一种“自我问答”形式。当然这种认识,思考和探索是在不断地前进、发展着的。

面对后两类问题,我不禁很有些感叹、戚然。因为自己这样一个写作速度缓慢、工作方法笨拙的人,居然被戴上了“才思敏捷”、“日产万言”的桂冠。“平生无大望,日月有小酌。”以我一个乡下人的愚见,一年能有个三两篇、十来万字的收获,即算是风调雨顺、五谷丰登的好年景了,小康人家式的满足也就油然而生并陶然自得了。其实,一部作品的写作时间是不能仅仅从下笔到写毕来计算的。《芙蓉镇》里所写的社会风俗、世态民情、人物故事,是我从小就熟悉,成年之后就开始构思设想的。正如清人金圣叹在第五才子书的卷首所论及的:“然而经营于心,久而成习,不必伸纸执笔,然后发挥。盖薄暮篱落之下,五更卧被之中,垂首捻带、睇目观物之际,皆有所遇矣。”我觉得,不论后人怎样评价金圣叹在《水浒》问题上的功过,他所悟出的这个有关小说创作的道理,却是十分精辟独到,值得后世借鉴的。

我是怎样学起做小说,又怎样写出《芙蓉镇》来的?这要从我的阅读兴趣谈起。我读过一点书,可说是胃口颇杂,不成章法。起初,是小时候在家乡农村半生不熟、囫囵吞枣地读过一些剑侠小说,志怪传奇,倒也庆幸没有被“武侠”引入歧途,去峨嵋山寻访异人领授异术。接着下来读《三国》、《水浒》、《西游》、《红楼》,读“五四”以来的名作,才稍许领味到一点文学的价值所在,力量所在。至于走马观花地涉猎十八、十九世纪的西方文学,沉迷流连于屠格涅夫、列夫·托尔斯泰、梅里美、巴尔扎克、乔治·桑等等巨匠所创造的艺术世界、人物面廊,则是中学毕业以后的事了。后来年事稍长,生出些新的癖好,鸡零狗碎地读过一点历史的、哲学的著作,中外人物传记,战争回忆录,世界大事纪等等。又因生性好奇好游,却无缘亲眼见到美利坚的月亮、“日不落帝国”的太阳、法兰西的水仙、古罗马的竞技场,只好在书的原野上心驰神往。还追踪着报刊上披露的一则则有关航天、巡海、核弹、飞碟、外星人、玛雅文化、金字塔和百慕大魔三角奥秘的各种消息,来做一个乡下小知识分子“精神自我会餐”的梦……叫做“好读书,不求甚解”,以读书自乐自慰。日积月累,春秋流转,不知不觉中,我就跟文学结下了一种前世未了之缘似的关系。

就这样,我麻着胆子,蹒跚起步,学着做起小说来了。甚至还坐井观天地自信自己经历的这点生活、认识的这点社会和人生,是前人——即便是古代的哲人们所未见、所未闻的,不写出来未免可惜。我的年纪不算大,经历中也没有什么性命攸关的大起大落,却也是从生活的春雨秋霜、运动的峡谷沟壑里走将出来的。我生长在湘南农村,参加工作后又在五岭山区的一个小镇子旁一住就是一十四年,劳动、求知、求食,并身不由己地被卷进各种各样的运动洪流里,经历着时代的风云变幻,大地的寒暑沧桑。我幼稚、恭顺、顽愚,偶尔也在内心深处掀起过狂热的风暴,还曾经在“红色恐怖”的獠牙利爪面前做过轻生的打算。山区小镇古老的青石板街,新造的红砖青瓦房,枝叶四张的老樟树,歪歪斜斜的吊脚楼,都对我有着一种古朴的吸引力,一种历史的亲切感。居民们的升迁沉浮、悲欢遭际、红白喜庆、鸡鸣犬吠,也都历历在目、烂熟于心。我发现,山镇上的物质生产进展十分缓慢,而人和人的关系则在发生着各种急骤的变幻,人为的变幻。

“文化大革命”前和“文化大革命”中,我都曾深深陷入在一种苦闷的泥淖中,也可以说是交织着感性和理性的矛盾。一是自己所能表现的生活是经过粉饰的,苍白无力的,跟自己平日耳濡目染的真实的社会生活相去甚远,有时甚至是完全相反——这原因今天已经是不言自明的了。二是由于自己的文学根底不足,身居偏远山区,远离通都大邑,正是求师无望,求教无门。因之二十年来,我每写一篇习作,哪怕是三两千字的散文或是四五千字的小说,总是在写作之前如临大考,处于一种诚惶诚恐的紧张状态。写作过程中,也不乏“文衢通达”、“行云流水”的时刻,却总是写完上一节,就焦虑着下一章能否写得出(且不论写得好不好)。初稿既出,也会得意一时,但过上三五天就唉声叹气,没有了信心,产生出一种灰色的“失败感”。爱人摸准了这个心性,每当我按捺不住写作过程中的自我陶醉,眉飞色舞地向她讲述自己所写的某个人物、某个情节或是某段文字时,她就会笑骂一声“看你鬼神气!不出三天,又来唉声叹气!”果然几天后初稿一完,我也就从妄自得意走到了反面——心灰意冷。直到很多日子过去,才又不甘失败地将稿子拿出来,请朋友看看有无修改价值。我的不少小说,都是受了朋友的鼓励,才二稿三稿地另起炉灶,从头写起。我甚至不能在原稿的天头地角上做大的修改,而习惯于另展纸笔,边抄边改,并把相当一部分精力花在了字句的推敲上。我由衷地羡慕那些写作速度快的同行,敬佩他们具有“一次成”的本领和天分。假若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保障了我的基本生活,而到别的什么制度下去参予什么生存竞争,非潦倒饿饭不可。

一九七八年秋天,我到一个山区大县去采访。时值举国上下进行“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全国城乡开始平反十几、二十年来由于左的政策失误而造成的冤假错案。该县文化馆的一位音乐干部跟我讲了他们县里一个寡妇的冤案。故事本身很悲惨,前后死了两个丈夫,这女社员却一脑子的宿命思想,怪自己命大,命独,克夫。当时听了,也动了动脑筋,但觉得就料下锅,意思不大。不久后到省城开创作座谈会,我也曾把这个故事讲给一些同志听。大家也给我出了些主意,写成什么“寡妇哭坟”啦,“双上坟”啦,“一个女人的昭雪”啦,等等。我晓得大家没真正动什么脑筋,只是讲讲笑笑而已。

党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三中全会的召开,制定了“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正确路线,使我们国家的政治生活发生了历史性转折。人民在思考,党和国家在回顾,在总结建国三十年来的经验教训。而粉碎“四人帮”以来的文学呢,则早已经以其敏感的灵须,在触及、探究生活的也是艺术的重大课题了。我也在回顾、在小结自己所走过的写作道路。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使我茅塞顿开,给了我一个认识论的高度,给了我重新认识、剖析自己所熟悉的湘南乡镇生活的勇气和胆魄。我就像上升到了一处山坡上,朝下俯视清楚了湘南乡镇上二三十年来的风云聚会,山川流走,民情变异……

一九八〇年七——八月间,正值酷暑,我躲进五岭山脉腹地的一个凉爽幽静的林场里,开始写作《芙蓉镇》草稿。当时确有点“情思奔涌、下笔有神”似的,每日含泪而作,嬉笑怒骂,激动不已。短短十五、六万字,囊括、浓缩进了二、三十年来我对社会和人生的体察认识,爱憎情怀,泪水欢欣。从这个意义上讲,说我是花了二十几年的心血才写出了《芙蓉镇》,也不为过分。

不少读者对《芙蓉镇》的结构感兴趣,问这种“不中不西、不土不洋”的写法是怎么得来的。我觉得结构应服务于生活内容。内容是足,形式是履。足履不适是不便行走的。既不能削足适履,也不宜光了脚板走路。人类已经进入了现代化社会。科学文明的突飞猛进,加快了人类生活的速度与节奏。人们越来越讲求效率与色彩。假若我们的文学作品还停留或效仿十七、八世纪西方文学的那种缓慢的节奏、细致入微的刻画,今天的读者(特别是中青年读者)是会不耐烦的了。而且,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中,故事发展的节奏和速度都是较快的,读者也读着痛快习惯。

前面已经说过,《芙蓉镇》最初发端于一个寡妇平反昭雪的故事。那些年我一直没有写它,是考虑到如果单纯写成一个妇女的命运遭际,这种作品古往今来已是屡见不鲜了,早就落套了。直到去年夏天,我才终于产生了这样一种设想:即以某小山镇的青石板街为中心场地,把这个寡妇的故事穿插进一组人物当中去,并由这些人物组成一个小社会,写他们在四个不同年代里的各自表演,悲欢离合,透过小社会来写大社会,来写整个走动着的大的时代。有了这个总体构思,我暗自高兴了许久,觉得这部习作日后写出来,起码在大的结构上不会落套。于是,我进一步具体设计,决定写四个年代(一九六三年、一九六四年、一九六九年、一九七九年),每一年代成一章,每一章写七节,每一节都集中写一个人物的表演。四章共二十八节。每一节、每个人物之间必须紧密而自然地互相连结,犬齿交错,经纬编织。

当然,这种结构也许是一次艺术上的铤而走险。它首先要求我必须调动自己二、三十年来的全部的乡镇生活积蓄,必须灌注进自己的生活激情,压缩进大量的生活内容。同时,对我驾驭语言文字的能力,也是一次新的考验。时间跨度大,叙述必然多。我觉得叙述是小说写作——特别是中长篇小说写作的主要手段,叙述最能体现一个作家的语言风格和文字功力。我读小说就特别喜欢巴尔扎克作品中的浮雕式的叙述,自己写小说时也常常津津乐道于叙述。

《芙蓉镇》在今年年初发表后,有段时间我颇担心读者能否习惯这种“土洋结合”的情节结构,以及整块整块的叙述文字。但是不久后,读者的热情来信消除了我的这种担心,大都说“一口气读了下去”。当然也有些不同的看法,比方一位关心我的老作家基本肯定之余,指出我把素材浪费了,本来可以写成好几部作品的生活,都压缩进十几万字的篇幅里去了。还有,前些时一位文学评论家转告我,《人才》杂志有位同志全家人都看了《芙蓉镇》,十分喜欢,却又说“这位作家在这部作品里,大约是把他的生活都写尽了”。

还有些读者来信说,《芙蓉镇》就像是他们家乡的小镇,里边的几个主要人物,如胡玉音、秦书田、谷燕山、黎满庚、王秋赦、李国香等,他们都很熟悉,都像是做过邻居、当过街坊似的……今年四月里的一天,我正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客房里修订书稿,忽然闯进来一个中年汉子,自报姓名,说是内蒙古草原上的一位中学教员。他说,“老古同志,我就是你写的那个秦书田……我因一本历史小说稿,‘文革’中被揪斗个没完没了,坐过班房,还被罚扫了整整六年街道……”说着,他泪水盈眶,泣不成声。我也眼睛发辣,深深地被这位内蒙草原上的“秦书田”的真挚感情所打动。

《芙蓉镇》里所写的几个主要人物,都有生活原型,有的还分别有好几个生活原型。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一位从事当代文学研究的同志曾经向我转达过这样一个问题,谷燕山是《芙蓉镇》里老干部的正面形象,是个令人同情、受人敬重的老好人,是否过分强调了他作为“普通人”的一面?我觉得这确是一个值得评论家们进行探讨的问题。毫无疑义,在我们当代的文学作品中已经塑造出了许多感人的老干部形象。这些形象大都是从战争年代的叱咤风云的指挥员们身上脱颖出来的,具有气壮山河的英雄气概和高屋建瓴的雄才大略。而我要写的却是和平时期,工作、生活在南方小山镇上的一位南下老干部。没有枪林弹雨,也不是千军万马大会战的建设工地。谷燕山首先是个普通人,是山镇上百姓们中间的一员,跟山镇上的百姓们共命运,也有着个人的喜好悲欢。然而他主要的是一个关心人、体贴人、乐于助人的正直忠诚的共产党员。他的存在,无形中产生了一种使小山镇的生活保持平衡、稳定的力量。在山民们的心目中,他成了新社会、共产党的化身,是群众公认的“领袖人物”。当然,这样写党的基层领导者形象,特别是毫无隐讳地写了他个人生活的种种情状,喜怒哀乐。或许容易产生一种疑问:在“英雄人物”、“正面人物”、“中间人物”、“转变人物”等有限的几个文艺人物品种里头,他到底应该归到哪一类、入到哪一册去呢?要是归不到哪一类、入不了哪一册又怎么办?由此,使我联想到我们的文学究竟应当写生活里的活人还是写某些臆想中的概念?是写真实可信的新人还是写某种类别化了的模式人、“套中人”?所以我觉得,谷燕山这个人物尽管有种种不足,但作为我们党的基层干部的形象,并无不妥。

简单地给人物分类,是左的思潮在文艺领域派生出来的一种形而上学观点,一种习惯势力,是人物形象概念化、雷同化、公式化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某种程度上对社会主义文学创作的繁荣起着阻碍作用。近些年来我力图在自己的习作中少一些它的束缚,但进展甚微,今后还需要花大力气,做长时间的探索。

许多湖南籍的老作家,总是要求、劝导我们年轻一辈,要植根于生活的土壤,开阔艺术视野,写出生活色彩来,写出生活情调来。他们言传身教,以自己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范例。“写出色彩来,写出情调来”,这是前辈的肺腑之言,艺术的金石之音。要达到这一要求,包含着诸种因素,有语言功力问题,生活阅历、生活地域问题,思想素养问题等等。这决不是说习作《芙蓉镇》就已经写出了什么色彩和情调。恰恰相反,我的习作离老一辈作家们的教诲甚远,期待甚远,正需要我竭尽终生心力来执著地追求。好些读者和评论工作者曾经热情地指出了《芙蓉镇》的种种不足,我都在消化中,并做认真的修改、订正。

“看世界因作者而不同,读作品因读者而不同”。应当说,广大读者最有发言权,是最公正的评论者。以上所述,只不过是一篇有关《芙蓉镇》的饭后的“闲话”而已。

古华

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初于北京

一九八二年七月重版校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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